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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11月3日至5 日,我們在線上舉辦了富達投資年會,會議主題是「在後疫情時代尋找投資機會」。
    會議第二天,富達國際全球公司治理與可持續投資主管陳振輝,發表了永續投資策略的展望,並分析主題式永續投資策略在2020年,能全面地在金融產業躍居主流投資策略的原因。

    陳振輝指出,今年是環境、社會及治理(ESG)的投資元年,永續投資策略受到重視的程度已經「大到難以忽視」。

    根據他的看法,一個永續的經濟環境,要能把負面影響降至最低,理想上公司能對環境與社會產生正面影響。儘管不同公司對社會產生的貢獻有所不同,共同的特性則包括:減少碳排放、資源循環再利用、公平對待員工與利害關係人、從事符合道德規範的商業行為,以及生產具安全性的產品或服務。

    富達投資團隊在評估公司的投資價值時,早已將這些特性考慮進去,也會將資金引導至重視永續經營的公司裡。

    陳振輝說:「ESG反而降低了公司的資金成本,並增強了競爭力,並適時地從榨取式經濟,引導走向循環式經濟。」

    為此,富達將一系列ESG評選因子與長期投資流程結合在一起,同時偏向正面表列,而非負面表列。陳振輝指出,永續投資已證明深具價值。

    全球興起ESG永續投資潮

    多年來,富達持續統計旗下分析師的意見,是否發現所追蹤研究的公司,愈來愈重視實踐和遵守ESG策略。從統計發現,一直到2017年,大多數公司仍然不重視ESG。

    陳振輝說:「但是到了2020年,情勢有了很大的改變。絕大多數公司現在都專注於揭露和執行ESG策略。」

    他補充說,世界各地都出現這股趨勢,顯示ESG已經不僅僅是「成熟市場才會關注」。「數據顯示,在全球各地,不論是在中國、日本、亞太地區、東協地區,我們所研究的公司都已經高度重視ESG策略所重視的面向。」

    新冠疫情的大流行,更加速了這股趨勢。部分原因是這場危機證明了ESG研究和評級的價值。疫情大爆發後的六週,是市場劇烈波動的時期,富達見證了公司的ESG評級與其相對應的基準績效之間,具有高度關聯性。在2020年前三季,在股票市場或固定收益市場,富達所追蹤的 ESG評級較高的公司,都表現相對出色。

    陳振輝表示:「 這證明了我們的觀點,ESG因子既可以在市場動盪時期發揮保護作用,也可以在市場快速反彈時,有助漲作用。」

    富達的觀點是,ESG評級高的公司,股價表現之所以能相對出色,代表公司經營較有靱性且堅強,經營管理階層有前瞻性思維,較能有長遠規劃,不會冒險躁進。

    這個情況恰巧證明,重視ESG不僅是牛市才有的現象。部分人士認為,一旦熊市重臨,投資者就會將ESG棄之不顧,轉而僅專注於財務收益。

    陳振輝斬釘截鐵地說,這不會發生。

    「 ESG評估因子已經成為我們投資者和客戶的優先考慮因素。從這個意義來看,我們可以自信地說,ESG策略已經通過了首場實際測試。」

    目標導向的企業

    這場疫情,不僅證明了ESG的財務價值,還產生了深遠的影響,市場重新將注意力放在以目標為導向的公司。「透過提供有價值的產品或服務,來滿足社會的需求,除了致力減少對環境的負面衝擊,也重視對社會的影響力。」

    陳振輝指出,一般而言,公司或企業除了販賣商品之外,還要重視獲利能力。然而,由美國最大的企業執行長所組成的非盈利聯盟——美國商業圓桌會議,2019年時已經改變觀點。

    在談到該聯盟的聲明時,陳振輝說:「為利益關係人,創造短期和中期價值,才是為股東創造長期價值的最可靠方法。」

    特別是疫情的大流行,加速了人們對ESG社會因子的關注,這是從先前的環境和治理因子轉化而來。社會因子反映了公司的基本社會經營許可證。然而,陳振輝說,社會因子(例如公司如何對待供應商,或他們的產品如何被消費者使用和銷售給消費者)的評量,往往非常困難。畢竟,一個公司企業文化到底應該如何被量化?

    「所幸,大數據和替代訊息來源的興起,使我們能夠找到公司的相關訊息,而不是僅僅只能收集到公司所發布的訊息。」陳振輝補充說,這些數據可以整合到投資分析和決策。

    由於公司一旦從事有害社會的經營行為(無論是否直接經營消費性產業),造成的品牌傷害的風險愈來愈大,使得將ESG精神納入公司經營變得愈來愈重要。例如,澳洲礦業公司力拓(Rio Tinto),2020年為了採集鐵礦,炸毀澳洲原住民聖地,破壞了文化遺產,最終導致該公司執行長和兩名高階主管辭職。

    從全球的公司開始致力減輕其利益相關者所遇到的困難,證明市場潮流已從「股東資本主義」,轉向「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」。例如,有些公司讓消費者能容易使用其產品,有些公司則縮短對供應商的付款流程,並給予長期合約的保障。

    社會因子與未來展望

    陳振輝說,世界未來應該著重於三大核心面向,才能「重建美好未來」。

    首先是數百萬名在產業供應鏈中工作的人,生活變得更加艱難。包括移工、紡織工人和海事人員,其中有40萬名船員因為各國政府因防疫措施而實施境管,讓他們「被困在船上,既不允許登船和下船,也無法進行換輪」1

    「百分之九十的全球貿易,都是透過航運。沒有這些船員辛勤工作,我們無法好整以暇地坐在家裡享用食物。」陳振輝強調。他說,解決問題的方法,需要從產業價值鏈的各個層面,共同研擬2

    第二個面向,也是愈來愈重要的議題,就是數位倫理。這需要評估各數位平台的角色,許多人的網路使用,高度依賴特定平台,平台應確保用戶能獲得正面益處。可評估的因素包括:假新聞、數據隱私、網路霸凌、欺詐,以及利用演算法吸引用戶和維持用戶的方式。陳振輝說,數位世界所衍生的相關投資風險顯而易見,數位平台如果沒有考慮到這些風險,並且失去用戶的信任,勢必面臨生存風險。

    由於各國政府已經開始關注數位議題,陳振輝說:「法規的走向,將至關重要,相關的數位立法,幾乎是不可避免。」然而,他說,「監管通常來得比較晚, 必須鼓勵公司自我監管。」

    第三個面向,從疫情的大流行可知,人類社會持續破壞自然生態,對世界的永續發展產生不利影響。陳振輝說,氣候變遷的加劇、南極冰蓋的融化,和亞馬遜雨林的崩壞,是相互關聯的,進而形成回饋迴路,「如果我們不立即採取行動,將形成不可逆轉的影響。」

    陳振輝指出,自然資本的破壞是一場生態和金融災難,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的數據,全球一半的GDP(約44兆美元)與其可利用性「中度或高度相關」。許多公司依據「氣候相關財務揭露」(Taskforce for Climate-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, TCFD)原則,正在努力對揭露和評估自然風險的暴露程度進行量化,以評估其與氣候相關的金融風險。

    「根本問題是,從社會與產業的角度,我們需要學習如何為自然資本進行更佳的定價。」陳振輝補充說,現有的投入基礎,顯然不足。

    「我們需要學習定價的,是自然資本的可持續性,如果只是簡單地將這些東西作為生產的元素,會導致其長期價值受到侵蝕,因為它們將無法被替換。」 陳振輝說,「因此,需要將評估的因子納入金融模型,才能找出企業真正的價值。要落實這種作法,對富達來說是挑戰,也是未來兩到三年對金融業的挑戰。」

    1,2 國際海運會